正是宪法文本本身的这种包容性，使得在不违宪情况下的宪法变迁成为可能。

P. Laband, Die Wand- lungen der deutschen Reichsverfassung, Jahrbuch der Gehe-Stiftung zu Dresden，1895, Bd. I,S. 150. P. Laband,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ung der Reichsve刁assung seit der Reichsgriindung, JoR Bd. I（1907），S. 1ff.。当我们理解宪法变迁时，需要重新理解宪法文本规定不变，而意义变化的意涵，即宪法变迁不能被过度诠释，而是指在宪法文义可能的解释空间内，其意义较之前发生了相应的变迁。

在规范与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只有确立宪法的价值前提，才能防止社会现实的变迁对宪法规范性和安定性的过度冲击。可以说，宪法的产生便与这种消解政治冲突的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宪法亦是从封建制向民主制过渡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唯一能接受的正当性来源。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社会的日益融合，宪法的功能亦由单纯的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通过基本权利功能的扩展[47]，转向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因此宪法亦成为勾连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节拍器，社会的结构变迁亦可以通过宪法为媒介而影响至整个法律系统。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事物本质是生活关系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在实然中现实化了的应然，在现实中所显现的价值[76]。宪法一般而言就存在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以及学者对宪法的各种理解和解释当中，这些解释处于不断的互动当中，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解释一旦作出，便具有有效性并被适用和执行，但其最终有效性的确定需要一个有权的违宪审查机关作出最终解释，而此种最终解释又可被不断修正。

[34] （二）宪法的开放性及政治性 在阿列克西（Alexy）看来，法的有效性可以分为三种：社会学上的有效性、法律上的有效性、伦理上的有效性。（四）富强与文明、改革开放与法治之间的对立统一 中国宪法的序言中规定了国家的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制裁。

[4]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由于本文主要探讨政治性实施问题限于篇幅，对法律性实施问题暂不涉及。因此，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首先是通过抽象行为来实现的并且这种抽象行为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和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6]在这个报告中，叶剑英对宪法实施的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宪法实施的内容，既包括宪法的原则精神，也包括宪法的具体条款对于违反宪法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裁同时，要通过加强立法保障宪法的实施。

因此在执政党内部构建科学完善的政治性审查机制对于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推进宪法实施是至关重要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政治实践来看执政党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在推进国家和地方改革，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

宪法序言对历史叙述部分的表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以及因此而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合法性。（这些政治性规范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审査机制是通过政治路径而非法律的路径进行的。而对这样的以执政党的政策通过非程序化、非法治化的方式对宪法规范的突破，没有也无法通过程序化、法治化的途径和手段加以制止和纠正这才是宪法实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公开发布可以说是初步建立了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査机制明确了审查的主体、范围和内容。

然而在什么是宪法实施、如何实施宪法等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争论。政治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决定了宪法实施和运行的整个过程。[6]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1页。[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由于政治性审查的内容主要是执政党的行为而执政党并非国家机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执政党的活动既不符合宪法的规定，也不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正确看待我国宪法实施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从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体制和架构而言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因此，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政治制度出发，对于包括执政党行为在内的审查，应当由执政党内部的特定的政治机构进行。

例如,过去对我国宪法效力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有无效力说、有效力说、部分效力说、模糊效力说等各种不同观点，关键就是对于我国宪法序言部分的效力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效力着眼的我们还要依据新宪法修改和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章制度。然而在什么是宪法实施、如何实施宪法等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争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对此《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实就我国宪法而言，宪法的政治性规范不仅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就规范效力而言是以政治性规范统领和指导法律性规范。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宪法确立了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规定了国家根本制度明确了国家的根本任务。

同时，宪法本身又具有纲领性的特点，它不仅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同时也规定了为实现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任务而制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三是规范，通过明确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规范国家的立法活动。

而就我国宪法规范而言，它与一般法律规范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由两部分规范组成的一部分是政治性规范，另一部分是法律性规范。这些原则和政策不仅是国家根据宪法施政的基本依据，也是进行相关立法的主要依据，但这些规范本身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自身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开始进行一些探索。[1]而宪法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宪法的原则、精神和规范当然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所以宪法实施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而这些也都是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宪法实施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则明确指出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如果党内法规有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情形的，由中央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撤销。但从这两部规定的内容来看就审查的方式而言基本上还是属于事先审查和主动审査。

（二）政治性审查的基本依据 政治性审查的基本依据是执政党的行为必须遵守宪法，这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切实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证。那么，对执政党是否违宪的问题，能否进行审査以及由谁来进行审查，又如何进行审查呢？这可能也是目前关于违宪审查问题的一个难点所在。

(二)如何看待我国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实施问题 自1954年宪法制定时起，我国的宪法实施问题就一直受到关注，并在宪法起草和制定过程中不断被提了出来。而从当代中国宪法修改的实践而言其主要动因往往都是政治纲领或政策的变化。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基于以上特点，保障政治性规范实施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政治特色的政治性审查机制。（三）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关系 对宪法规范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区分，是基于宪法规范中政治性规范与法律性规范的划分这一特点作出的。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不排除某些规范存在政治性与法律性的竞合。

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政治实践来看执政党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在推进国家和地方改革，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一)关于什么是宪法实施 什么是宪法实施？对于这个问题宪法学界有不同的解释。

试想，如果没有政治原则关于坚持社会主义的规定，还需要专门制定这一例外条款吗？其次，特别行政区固然可以不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样，也不能通过立法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不同样体现了《宪法》第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9]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可详见殷啸虎：《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法学》2010年第1期。

在此，我们不妨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例。[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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